曲折离奇的人生故事总是让人为之侧目，而今天我们将要揭开的故事更是令人百思不解。

这位宋庆龄贴身侍卫，后来居然成为我军军委主席，权倾一时。当面对死亡的威胁时，他竟然不是沮丧或绝望，而是发出了三声大笑。

他在笑什么？又是怎样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此豁达？

在1917年的秋风中，杨殷站在广州的街头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心情沉重。护法运动刚刚爆发，他被孙中山委以重任，成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卫队的副官。然而，权力斗争如同暗流涌动，令他深感失望。一日，他站在办公室窗前，望着外面的混乱，低声对身边的同僚说：“这样的斗争，只会让国家更加分裂。”

1920年的五四运动，如同一阵春雷，唤醒了杨殷的思想。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，深受其影响。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他在书房里翻阅着马克思的著作，对自己的亲戚说：“我看到了新的希望，革命或许是救赎中国的唯一出路。”

1922年的秋天，杨殷做出了重要的选择。在梁复然的介绍下，他加入了共产党。他坚定地对自己的家人说：“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党的工作中，为了革命，我愿意放弃一切。”说罢，他辞去了盐务稽查处的工作，将所有财产捐献给了党，甚至把孩子托付给了亲戚。

周恩来在1927年成立了中央特科，训练特工队伍进行情报和反间谍工作。但在此之前，杨殷已在广州秘密组建了一个情报和手枪队。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队员们说：“我们的工作是危险的，但为了国家和人民，我们必须铤而走险。”他们的行动与上海的中央特科相辅相成，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。

1928年，莫斯科的寒风中，中共六大隆重召开。杨殷站在会场中，深感肩上的重担。他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，继周恩来之后，成为早期的军委主席。那一刻，他心中充满了坚定和责任。他对着周恩来、项英、彭湃等人说：“我们的使命艰巨，但我坚信，只要团结一致，就没有什么是我们克服不了的。”

然而，杨殷的命运转折却是意料之外的。1929年，他的秘书白鑫，心怀叵测，向国民党特务出卖了革命同志。8月24日，彭湃匆匆进入杨殷的办公室，告诉他下午有军事委员会的会议。“要小心，最近形势复杂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监视之下。”杨殷皱着眉头，低声回应。

就在那个下午，会议室的门突然被破门而入，杨殷和其他军事委员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。只有周恩来因其他原因未能参加会议，幸免于难。

在国民党的牢房里，审讯者对杨殷说：“杨先生，回到国民党，你将拥有无尽的荣华富贵。”杨殷毫不动摇，坚定地回答：“我宁死也不会背叛我的信仰和同志！”

即使身陷囹圄，杨殷的革命火焰未曾熄灭。他在狱中向狱友和看守士兵讲述革命理念，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罪行。他们一起高唱《国际歌》，在牢房中回荡着革命的声音，激励着每一个人的斗志。

在1929年风雨飘摇的日子里，杨殷和彭湃等革命同志遭到了悲惨的背叛。当消息传来，周恩来紧锁眉头，急切地与战友们商讨营救计划。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，他低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尽力救出他们。”但命运弄人，他们的营救计划最终未能成功。

8月30日，那个阴暗的日子，蒋介石冷酷地下达了秘密处决令。面对死亡，杨殷却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。临刑前，他放声大笑，豪迈地说：“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’，我无悔！”在枪决的一刻，他大声唱着《国际歌》，高呼着革命口号，英勇就义，年仅37岁。

而那位叛徒白鑫，也未能逃脱正义的惩罚。同年11月11日，周恩来和陈赓的指令下，他被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的行动中击毙。

杨殷牺牲后，他的女儿杨爱兰和外孙女崔静薇，都继承了他的遗志。杨爱兰从未利用烈士后代的身份寻求任何特权；而崔静薇更是投身祖国最需要的边疆，献身于大西北的建设，长达37年。

直到93岁高龄，杨爱兰还将家族的财产捐献给了政府。在她决定捐出杨殷故居和翠亨村的房产时，她坚定地对家人说：“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精神，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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